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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人才通畅流动
作者: 时间:2020/3/24 阅读:201次
导读:近年,在外地上学,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,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%。真正让人才流动起来任重道远。


选择市场经济必须让人才流动



人才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,就像资本需要通畅流动一样。但我们因户籍制度的阻碍,包括人才在内的人力资源形成了二元制,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的市场化。

实际上,人力资源也在大面积流动,典型的是农民工进城逐渐成为制造产业大军的主力。但因户籍的约束,这批浩浩荡荡的劳动力队伍离乡不离土,老人、孩子甚至配偶都留在农村,住房更是在乡下自建或在乡镇购买。他们常年生活、工作在城市,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城市。

在迎接2020年到来之际,《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出台了,其中变动的政策是“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,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。”简而言之,户籍政策大松动。

官方媒体对“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路是什么”给出的答案是:“立足基本国情,把握发展规律,注重政府引导,强化市场引领,充分发挥劳动力、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流动客观规律,充分尊重劳动力、人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自由迁徙的权利。”“要素加速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集聚。”“畅通流动渠道是形成社会性流动机会平等的基石。”“聚焦妨碍劳动力、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户籍、单位等关键问题。”


人才流动的态势是“孔雀东南飞”



“孔雀东南飞”是我国人才流动的基本态势,“黑腾线”以西、以北地区基本上是人才净流出。笔者在沈阳作“振兴东北”专题调查中了解到,近年在外地上学,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,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%。

当然,更大规模的流动是农民工,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,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.9亿人,其中外出的农民工有1.7亿人,接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在东南部,例如深圳、东莞、北京、上海等。

2019年,常住流动人口数量大的十座城市中,上海排名第一,有970万常住流动人口,然后是广州、深圳、北京等。不过,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有一些变化,从以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。

因为工作需要,西部和北部向东部、南部的人口流动量很大,又因为户籍因素产生后顾之忧,流动规模逐渐减小。

真正让人才流动起来任重道远



“稳妥促进劳动力、人才合理有序流动仍是一项长期、艰巨的任务,需要持续研究、逐步破解。”这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才、劳动力流动的难点。

户籍政策松动显然是大势所趋,但中国的国情又不完全适合人才和一般劳动力彻底地大面积流动,尽管政府此前也做了大量准备,包括各级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管理组织、日渐规范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、加快进程的城镇化建设、高速发展的美丽乡村、部分实施的农地流转政策等。

新政策的出台,给东南沿海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很大好处:

一是一般劳动力、人才充足;

二是人才稳定性好,转换成本低;

三是拉动消费,尤其是房地产;

四是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投入的使用率大大提高;

五是多地区人群的聚合促进了文化多元化,使城市更具创造力。

但是,这样也将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缓慢,并且前文提到的那些受益城市也将面临新挑战。比如,城市公共服务短板一时补不上;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短缺;使村民向市民转变的培育工作也有很多。


正因为现实条件尚不具备,国家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长时间走“碎步”。就城市而言,城市越大,接纳人口的能力越有限,几乎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都很脆弱,人口暴涨容易造成混乱;而农村土地流转刺激资本下乡后,可能会与民争地、争利,损害农民利益,导致农村更加“荒芜”。

当然,本地资本可以带动本土能人回乡,但是除非全国范围的乡村真正振兴起来,否则那些走出去的农村人,多数还是想继续留在城市。推进县域治理的工作也非常紧迫,着力解决好进入县城定居的人口面对的困难,包括公共服务供给、社会治理、医疗、教育和养老等,人才流动才会更加自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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